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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光秀美的秦皇岛市北戴河联峰山景区游览，一般都会观光民国名人朱启钤家的墓园----本地俗称“朱家坟”景点。实际上，朱启钤去世后并未安葬在此处。
“朱家坟”墓区内的朱启钤幕，是他的衣冠冢，并建有朱启钤纪念亭——蠖公亭和他的半身塑像，以纪念其为这片土地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朱启钤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他在光绪年间中举，一生经历了清末、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等几个历史时期。
晚清当过蒙疆事务局督办、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内城巡警厅厅萃、外城厅塞、邮传部丞参。
民国初年在北洋政府，当过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1913年8月曾署理国务总理。
因袁世凯有恩与他，所以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朱启钤颇为卖力，出任了洪宪皇帝登位大典筹办处服务员长。但风光短暂，他也因此成为通缉对象，躲避两年才被赦免。
1919年南北议和，朱启钤再被推举为北方总代表，谈判破裂后辞去官职。
在身负要职期间，朱启钤留下了被后世称道的一些政绩。
1910年，在徐世昌主管的邮政部任丞参时，朱启钤还兼任津浦铁路北端总办，筹建了山东、泺水黄河大桥工程；担当北洋内阁内务总恒久间，在他主持下，果断开放了北京皇家的一些京畿名胜；他也是改建北京正阳门、买通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南北池子等一系列城建事务的提倡者和执行者。
民国三年（1914年），他主持将天安门西侧的社稷坛作为北京城的第一个公园（今中山公园）对民众开放。
朱启钤对中国古建筑也颇有研究。1925年他个人出资，以自己位于京城宝珠子胡同的寓所为基地，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第一家文物博物馆和古物陈列所。
他聘请梁思成和建筑学家刘放桢主持业务；他潜心研究织绣漆器等艺术，完成了《蠖园文存》《存秦唐丝绣录》等著述存世；他亦是《四库全书》再版的印刷监理。
在办实业上，他创建了新中国建国前唯一没有外国资本的大型煤矿----山东枣庄中兴煤矿，还出任了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
（图左是朱启钤，中为袁世凯，右是管学大臣张百熙，三人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前合影）
朱启钤子女众多，与原配夫人及继室夫人共育有五子十女。由于他出游世界开过眼界，从不限制子女社交活动，他的女儿因此敢于活跃于交际场所，在当时社会上有“北洋名媛”之誉。
朱启钤的二女儿嫁给了清末翰林、国史馆协修总篹章一山的儿子章以吴。章的儿子章文晋，则是新中国著名外交家；六女儿朱洛筠嫁给了大帅张作霖的次子张学铭；小女儿朱浣筠是奉系军阀吴俊升的儿媳。可见，他与大帅张作霖以及奉系干将吴俊升都是儿女亲家。
九·一八事变期间，马君武讽刺张学良的那首《哀沈阳》打油诗：“赵四风流朱五狂···”中的“朱五”，指的就是朱启钤的五女儿朱湄筠。
不外，后来张学良认真解释，其时自己与朱湄筠根本没有情感接触。但朱家和张家是世交，往来密切，相互之间也颇有渊源。朱湄筠1930年结婚，夫婿是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主婚的还是张学良。
而马君武所作的诗，反倒令朱湄筠名声鹊起。建国以后，她曾暗中资助周恩来总理辗转送信给张学良将军，功不可没。
朱启钤老人抗战期间，保持了民族气节。他藐视汉奸，拒绝出任伪职，始终未与日伪同流合污。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派自己的部下、朱启钤的外孙章文晋夫妇借去上海探亲之机，带信给朱启钤：“人民政府欢迎他回到北平来”。并对章文晋夫妇交代：“朱启钤先生是位实业家、建筑学家，他可以为新中国服务，请你们转告他。”
新中国建立后，朱启钤于1953年5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先后当选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还被聘为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
朱启钤年长周恩来27岁，两人的共同点虽是在差别的时代都担当过政府总理，但北洋政府很难与新中国政府同日而语。
周恩来尊重朱启钤在民国期间的进步举措和历史贡献，朱启钤更是从心底佩服周恩来的本领和人格魅力。
据史料记载，1957年深秋的一个薄暮，周总理专程来到北京东四八条111号看望朱启钤老人。
见面落座交谈时，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询问朱启钤知道不知道？
朱启钤闭目回想了一下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你叔父是我的门生，其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
周恩来闻听，爽朗笑了笑说：“那您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同辈了。”
交谈期间，朱启钤因耳聋听不清，几次打断周总理的说话。家人觉得很不当，就频频向他摆手示意。周总理看到了，向其家人挥手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嘛！”
说到生活和身体，朱启钤忽然向总理提出：“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不讲究迷信，但我是个老人，和你们不一样。我不肯意火葬，死后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
周总理知道朱家有片墓地在北戴河，便点头表现同意，并高声回答：“我一定帮你办到，你相信我，放心吧！”
朱启钤听了此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但仍有点不放心。又提出，“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大事，空口无凭，请你立字为据才好。”
此言一出，倒把周总理惹笑了。他扫视了一眼在座的朱启钤的儿孙们，宽慰老人说：“我的话你还信不外，那还有你的儿子在旁为证嘛！”
周总理告辞后，朱启钤对家里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三十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都可以实现了。
四年后的1961年11月，朱启钤老先生90虚岁生日来临，周总理特意在全国政协为他主持了祝寿活动。12月7日，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又到访朱启钤家，并与朱氏全家合影留念。
（朱启钤在家中宴请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章士钊以及朱启钤女婿章以吴等作陪）
1964年2月26日，93岁朱启钤因病去世。
早在1923年，朱启钤就在北戴河联峰山自家的别墅附近，买下一块吉地，准备自己百年以后长眠于此。
“朱家坟”很有特点，结构结构完全是朱启钤自己仿西洋和中国湖南长沙一带墓地样式亲自设计并监建的。墓地占地约六亩，主墓原定为朱启钤夫妇两人合葬墓，内设一室二穴。
朱启钤在1916年曾避居北戴河，视北戴河为第二故乡。他精心设计了朱家墓园并想死后能长眠此处，但最终却没有葬在这里。
虽然朱启钤在1957年劈面向周总理表达了心愿，也得到了周总理应允。但他后来自己改变了主意。
据说，朱启钤看到北戴河联峰山南麓风景区在新中国规划建设的越来越好，而且成了中央领导人避暑休假的地方。在高兴之余，他觉得自己百年以后埋葬于此，可能影响欠好。于是，就悄悄在北京万安公墓购买了一处墓位。
朱启钤因病去世时，周总理正在亚非等国出访。他闻讯后，特别指派一名负责干部到朱家协助管理丧事并指示铁路部分考虑如何将棺木运送到北戴河。
当有关负责干部根据总理指示曾征求朱启钤子女们的意见时，才知道朱启钤生前对安葬北戴河联峰山的初志已改，还在北京万安公墓买了墓位。
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对这位民国元老的举动有些感慨，立即指示有关部分协调落实，将朱启钤老先生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而远在北戴河联峰山的朱氏墓园内的朱启钤墓，实际成了他的衣冠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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