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现任众议院议长、美国“三号人物”佩洛西， 83岁的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霍耶，将位置交给比他们年轻约三十岁的民主党新秀。
当地时间11月30日，在众议院民主党党团闭门会议上，美国民主党领导层完成了本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世代交替。来自纽约的杰弗里斯成为史上第一位非洲裔众议院党派领袖，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阿吉拉尔则成为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位拉丁裔党团主席。
在共和党领导层因“特朗普化”而公开分裂时，被美国媒体形容为“最大规模权力交接”的民主党新领导层换届，虽然获得“一致鼓掌通过”，但背后暗流涌动。
与佩洛西、霍耶共同领导众议院民主党的“三驾马车”之一、82岁的克莱伯恩没有退居普通议员，而是留任助理领袖，与杰弗里斯、阿吉拉尔及新任党鞭克拉克组成新“四驾马车”。在更广泛的权力交接中，现任美国总统、80岁的拜登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72岁的舒默都决定留下“陪同新人”，拜登还有意在2024年再次参选总统。
12月1日，舒默连发四条社交媒体消息祝贺“纽约老乡”杰弗里斯当选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并晒出两人谈笑的旧照。在《政客》杂志12月5日刊发的采访文章中，谈及比自己年轻20岁的杰弗里斯，舒默坦言他们是两代人，在音乐和美食上都有全然不同的品味，“除了都喜欢纽约的罗马披萨店”。杰弗里斯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舒默。他对媒体表示，希望两代领导层之间的过渡“尽可能顺利”。
11月30日，杰弗里斯（右）、克拉克（中）和阿吉拉尔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出席一场新闻发布会。图/视觉中国接班佩洛西的“聪明人”
杰弗里斯接班佩洛西，在华盛顿早就不是秘密。2019年，佩洛西不顾来自党内多个派系的质疑声，将杰弗里斯提拔为民主党历史上最年轻的党团主席，即“三驾马车”之外的四号人物。有民主党众议员对媒体透露，自那时起，为杰弗里斯上台铺路，就成为佩洛西的一项日常工作。
就资历和声望而言，杰弗里斯在众议院民主党人中并非最突出。1970年，杰弗里斯出生于纽约城内布鲁克林区一个普通黑人市民家庭，青年时代就选择了国会山政客最典型的道路：政治学和公共政策专业本硕毕业，之后考入美国顶尖法学院“Top14”之一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拿到法律博士（JD）学位；毕业后做了一年法官助理，然后以律师身份参与政治热点案件，直至成为当地的黑人进步律师协会主席，从而获得竞争民主党初选的入场券。
杰弗里斯成为新领袖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回忆，他在20年前第一次见到初入政坛的杰弗里斯，就认定“这是一个聪明人”。本次接班的三位新领导人中，党鞭克拉克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略逊于纽大法学院；党团主席阿吉拉尔则并非名校出身。
在纽大法学院读书时，杰弗里斯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由此获得了参编《纽约大学法律评论》的在校生“最高荣誉”。但是，和从未在选举中落败的舒默不同，没有政治资源的杰弗里斯从政之路并不顺利。2000年开始，他在纽约州议员的民主党初选中屡战屡败，从不慎提及宗教等敏感话题，到被揭发用匿名邮件攻击对手、虚假暗示党内大佬为自己“背书”，踩遍选战“雷区”，直到2007年首次成功当选，此后竞选众议员及党内要职，再未尝败绩。
有分析指出，杰弗里斯的早期经历决定了他后来的从政风格：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而是圆滑的。《政客》杂志将之形容为“在进步派和中间派之间游移不定”。但也正因此，他进入了佩洛西的视野。
杰弗里斯首次选举成功时，佩洛西刚刚确立众议院民主党人“三驾马车”的领导架构。佩洛西2003年首次当选众议院民主党“一号人物”，她的竞选对手，代表党内更传统、温和力量的霍耶则成为“二号人物”。佩洛西希望拥有一位与自己偏自由派的立场更接近的助手。在支持不同的潜在竞争者挑战霍耶后，她在2006年选定能代表南方民主党人和非洲裔议员的布莱伯恩担任“三号人物”，负责政策沟通。2011年，为避免霍耶和布莱伯恩竞争党鞭头衔，佩洛西又在党内新设“助理领袖”一职。
就此，“三驾马车”的格局完全形成。当民主党为多数党时，佩洛西担任众议院议长，霍耶任多数党领袖，布莱伯恩任党鞭；当民主党为少数党时，佩洛西退居少数党领袖，霍耶任党鞭，布莱伯恩以助理领袖名义行事。
但到此时，原本偏自由派的佩洛西、布莱伯恩，在党内的政治光谱已后退到传统、温和。上世纪90年代中叶美国政治极化开始后崛起的新一代民主党人，很快团结在党内最左翼的团体“国会核心进步小组”（进步派）周围，在弹劾小布什等事务上与主张两党合作的佩洛西针锋相对。
在与进步派最初的较量中，佩洛西以强硬姿态压制了几次“谋反”。但到2018年中期选举时，核心进步小组已成为民主党内规模最大的议员联盟，在参众两院拥有超过100名成员，但“三驾马车”无一人位列其中。在国会山外，1998年时，只有28%的民主党选民自我定性为“自由主义者”，但该比例到2019年时已上升到50%，他们成为进步派的基本选民。
同时，民主党众议员克雷格指出，由于党内领导职位没有任期限制，“三驾马车”的长期存在使许多有潜力的新一代政客离开众议院，谋求州长等更具晋升空间的职位。众议院内，“人们变得焦躁不安”；众议院外，四散的进步派领袖们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张。
在最后的国会任期内，佩洛西已不得不依靠来自共和党的支持者通过基础设施法案等跨党派政策，因为“进步派已拒绝对她妥协”。反过来，佩洛西却必须依赖这些意识形态色彩最强的议员完成弹劾特朗普等对抗共和党人的任务。
在此背景下，2018年中期选举结束后，佩洛西和自由派等党团内主要力量达成了“交易”：她只连任党派领袖至2022年，然后交出权力。第二年，杰弗里斯在佩洛西的推荐下成为党团主席。
对“三驾马车”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杰弗里斯是非洲裔，符合党内对多元化的诉求。他有“布鲁克林的奥巴马”的绰号，两人恰好是同一天生日。更重要的是，杰弗里斯是核心进步小组的成员，但并未和党内左翼建立牢固的同盟关系，而是表现出对“三驾马车”的忠诚。2020年美国大选结束后，一批众议员私下鼓动杰弗里斯在党团会议上挑战佩洛西或霍耶的职位，核心进步小组做好了准备，但杰弗里斯没有行动。
第二位被很快确定的接班人是59岁的克拉克。她也是核心进步小组成员，立场比杰弗里斯坚定。但在佩洛西领导民主党的最后几年，克拉克是党团领导层中除佩洛西之外唯一的女性。议员们的共识是：佩洛西离职后，必须有一位女性留在最高领导层中。
43岁的拉丁裔议员阿吉拉尔则是在2020年后才逐渐被确定为新“三号人物”。他不是核心进步小组的成员，但在众议院口碑颇佳，被视为“最有才华的沟通者”和“团队合作者”。
和杰弗里斯相似，阿吉拉尔的政治生涯坎坷。他对媒体说，2012年众议员党内初选中他和同僚竞争，最终全部落败，让他学会了建立共识；虽然身处加州，但阿吉拉尔长期在共和党选民为主的“红区”担任议员和市长，建立跨党派合作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作为领导层中最年轻成员的阿吉拉尔，行事风格却最为老派。
“传统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可能会有一些政策分歧，但这很正常，”阿吉拉尔在党团会议前夕对记者说，“我想回到的是那个‘礼让’的年代。”
资深政治分析师佐格比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道，如果说杰弗里斯靠立场成为“没有选择的接班人”，克拉克靠身份成为“当然的接班人”，比他们还要年轻一代的阿吉拉尔，则是最符合“三驾马车”心意的接班人。
克莱伯恩（左）与佩洛西。图/人民视觉 “一团和气”背后的暗流
11月30日上午，距离民主党党团闭门会议不到24小时，民主党众议员们收到了同僚西西林发来的一封信。西西林宣布，他要竞争众议院民主党助理领袖职位。消息传出，华盛顿震动。一位“资深民主党人”说，人们本以为“竞选在大家知道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按佩洛西的计划，11月30日的选举，存在竞争的只有党团副主席等党内“五号人物”之后的职位。杰弗里斯、克拉克和阿吉拉尔并非没有潜在的挑战者，但佩洛西和霍耶除了在同一天宣布退居二线，还通过承诺帮助竞选参议员等方式，说服比杰弗里斯更资深的众议员希夫等人退出竞争。
另一方面，新“三驾马车”在过去两年里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的工作人员对外透露，自2020年开始，杰弗里斯、克拉克和阿吉拉尔常在华盛顿一起吃晚饭，并在新冠疫情期间举行定期的视频会晤和三方助理会议。在此基础上，他们每月为资浅同僚举办晚宴，克拉克还“创新性地”开始在党内发布记录和表扬每位议员成绩的每周通讯。美国媒体称，绝大多数议员都已经认可了他们将接班的现实。
然而，2022年11月，克莱伯恩打破了平静，表示自己将留在领导层，仅从“三号人物”退为“四号人物”，以“尽力辅佐新领导集体”。他本人给出的理由是，南方各州民主党人需要在领导层有一位代表。杰弗里斯、克拉克和阿吉拉尔都来自东西海岸发达都会，这种安排会让美国中部和南方各州的民主党选民感到被忽视。而克莱伯恩自1993年以来，15次以绝对优势连任南卡罗莱纳州第六选区众议员，维护着这个“红州”唯一“永恒蓝”的民主党票仓。
民主党外的分析人士则认为，考虑到拜登不准备淡出民主党领导层，可能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造王者”克莱伯恩有意“再送一程”。2020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初选中，拜登最初落后于进步派候选人伯恩斯，是布莱伯恩挺身而出，才让拜登在南卡罗莱纳州赢下第一场初选。而当时，和进步派关系暧昧的杰弗里斯没有在第一时间支持拜登。
在对克莱伯恩发起挑战的西西林看来，克莱伯恩“赖着不走”，还有第三重原因。西西林不是一名普通众议员。61岁的他连任十一年，是第一位在民主党内担任高级职务的性少数群体成员，也是众议院两次弹劾特朗普的负责人之一。在11月30日早上，更引发人们关注的是他的另一重身份：国会核心进步小组副主席。
克莱伯恩拒绝退居二线，不仅是将“三驾马车”变为“四驾马车”，而是意味着整个众议院民主党领导架构的改变。克莱伯恩决定保有助理领袖头衔，新“三号人物”阿吉拉尔只能以党团主席身份履职。这意味着原本应当接班党团主席的核心进步小组重要成员内古斯无法晋升。为此，本次党团会议特别为内古斯定制了“五号职位”，即民主党政策和沟通委员会主席。
对内古斯、西西林等进步派“未来领袖”来说，如果克莱伯恩“裸退”，进步派将占据“三驾马车”中的两席，外加“四号人物”；但现在，进步派仅占据“四驾马车”中的半数席位及“五号人物”。考虑到“四驾马车”中的两位进步派还包括摇摆不定的杰弗里斯，进步派事实上是在这场涉及未来数十年领导权的竞争中落败了。
在宣布挑战克莱伯恩的信中，西西林特别提到了这种领导结构对进步派议员的伤害。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中的另外两位性少数群体成员马洛尼和琼斯都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败北，西西林认为这缘于没有得到非进步派领导层的支持。他进而指出，为了捍卫进步派及其背后的选民群体的利益，自己应当成为这些人在民主党最高层的代表。
不过，内古斯、西西林这样的激进议员，是否适合出任负责政策沟通、信息传递的党内高层，受到外界质疑。分析机构“第三条道路”指出，意识形态化导致的“信息传递失误”已经被列为2022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最需要检讨的问题。当基层选民关心物价上升、生存困难时，民主党投放的广告过于聚焦特朗普和堕胎权。而西西林、内古斯被多家评估机构定性为国会中“最具党派性”的议员。
佐格比指出，当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走向极化”；与此同时，耶鲁大学2020年的调查显示，美国人重视政党忠诚胜过民主原则，只有3.5%的党派投票者愿意为其他理由放弃政党忠诚。这意味着双方的基本盘都很稳固，谁能减少极化、获得中间选民，谁就能长期赢下去。此外，在共和党内斗激烈的背景下，民主党权力交接如果对外显示出团结一致，对于尚在进行的佐治亚州决选等选战来说，也是利好。
11月30日下午，眼见无法得到多数同僚的支持，西西林撤回了对布莱伯恩的挑战，民主党党团会议最终“一团和气”地召开了。
“进步派”的进与退
成为众议院民主党新领袖的第二天，杰弗里斯接受了美国媒体采访。他强调两件事：首先，“为了国家利益，对与麦卡锡接触持开放态度”；其次，新领导层目标明确，就是“重回多数”，这一目标“将使我们（党团）更加团结”。
在尚未全部完成决选的下一届众议院中，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最终可能仅获得约5个席位的多数党优势。2015年，极化尚未严重时，共和党领袖瑞安在竞选议长时收获了9张来自本党的反对票。而当下，拥有31名议员的“特朗普党团”已经在共和党闭门会议的选举中投票反对麦卡锡连任共和党领袖。
因此，在2023年1月3日的众议院议长选举中，仅依靠本党支持者，麦卡锡可能无法当选。一些建制派共和党议员也呼吁麦卡锡和杰弗里斯合作，他们预计“在提高债务上限、表决政府预算等提案上，‘特朗普党团’肯定会投下反对票”。
舒默和拜登希望杰弗里斯与麦卡锡进行有效的利益交换，重点是护航政府预算案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以及尽可能终结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期间透露的调查、弹劾拜登的议程。“总的来说，我们需要成为在房间里进行对话的成年人。”民主党众议员戴维斯指出，如果能通过合作推动民主党人的提案在下届国会顺利落地，民主党将很有希望在 2024 年赢回多数席位。
杰弗里斯强调的第二个话题指向党内。他说，“有时我们（杰弗里斯、克拉克、阿吉拉尔）也会争吵，但正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展示的那样，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总是聚在一起，找到最大的共同点，把事情办成。”
《大西洋月刊》指出，杰弗里斯的关键挑战是能否限制进步派的进一步极化和扩张，避免“过于野心勃勃的左翼”在2024年给选战带来负面影响。其中，如何与代表、联络核心进步小组的克拉克协商，是杰弗里斯面临的第一项挑战。党团会议结束后，克拉克已经对外表示，将利用与共和党人利益交换的机会，推动政府医保计划等进步派政策落地。
从长远来看，杰弗里斯又必须推动进步派力量的健康发展。有研究者指出，2020年大选和2022年中期选举是“千禧一代”主导的最后一轮选举，“Z世代”（1996年后生人）将主导未来二十年美国的政治走向。这是“完全在线”的一代，生于政治极化开始之后，在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的阴影下长大，并在特朗普时代开始政治生活……
种种因素都意味着，这一代选民的中间群体急剧萎缩。再考虑到城市群体、女性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比例扩张，民主党选择的进步派意识形态，将在不久的将来比“特朗普化”的共和党获得更大的基本盘。
一些民主党众议员因而提出，保证领导层不脱离世代的最有效方案，是形成更好的权力更迭机制。众议员福斯特在党团会议开始前提议，领导层每六年应当接受一次党团投票以决定去留。但这项提案未获多数议员支持。
和他的绝大多数表态一样，杰弗里斯拒绝透露他本人是否支持这一提议。但他说，自己承诺考虑议员们对领导机制停滞不前的担忧，并希望“民主党人处于最佳状态，让每个人都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尽可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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