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是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数字治理的意义，

陪同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纵深，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新兴数字与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正在加速全社会数字化进程，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主义”大厘革时代已然来临。

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中，科技革新始终发挥着关键的驱动作用。科技革新引起生产力质的飞跃，由此驱动着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进入数字时代，基于数据、面向数据和经由数据的数字治理正在成为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最强劲引擎。数字治理之所以能够跨越国家界限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大趋势，关键原因在于，数字技术为解决各类治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新手段，进而受到全球各国的广泛欢迎。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来说，治国理政面临更复杂的治理场景、更多的治理层级、更多样的治理任务。利用数字与智能技术提高治理效率、破解治理瓶颈、化解治理困局，对于今世中国尤为须要。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在顶层设计指引下，我国数字化进程成效显著，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数字化，十几亿人口造就的数字红利得以充实发挥。电子商务、社会交往、移动支付、短视频等数字生活方式快速普及，驱动政务服务、经济监管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政务服务、数字政府、都会大脑建设成效显著，我国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引领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艰巨挑战，数字治理成为中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关键抓手，不但交上了满意答卷，还保障我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我国要加快“数字化发展”。统筹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协同发展，数字治理发挥着全方位赋能数字化转型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数字治理强调基于数据平台的协同与开放，基于数据要素的协同与合作，基于数据资源的决策和服务，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快速数字化的国家来说尤为适用。

数字治理的三方面内涵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用“范式革命”来解释科学的演进历程，“范式”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数字治理就是数字时代的治理新范式，其核心特征是全社会的数据互通、数字化的全面协同与跨部分的流程再造，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治理机制。作为数字时代的全新治理范式，数字治理至少包罗3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对数据的治理”，即治理对象扩大到涵盖数据要素。作为新兴生产要素和关键的治理资源，数据要素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领域，对数据的治理成为制定数字经济规则的重要内容，数据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监管权，以及信息保护和数据宁静等都需要全新治理体系。

二是“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即运用数字与智能技术优化治理技术体系，进而提升治理能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可以为国家治理进行全方位的“数字赋能”，改进治理技术、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实现复杂治理问题的超大范围协同、精准滴灌、双向触达和超时空预判。

三是“对数字融合空间进行治理”，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活动搬到线上，治理场域也拓展到数字空间。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活动发生在线上，数字融合空间会以全新的方式创造经济价值、塑造社会关系，这需要适应数字融合世界的治理体系，对数字融合空间的新生事物进行有效治理。

　数字治理赋能国家治理的五条路径

数字治理如何全方位赋能国家治理？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提到“数目字管理”，可以视为数字治理的雏形，他对明朝兴衰的解释充实说明了“数目字管理”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在数字时代，“数目字管理”全方位迭代升级，新一代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国家治理，极大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使得国家治理具有传统语境无法想象的数字化能力。

一是实现国家治理的超大范围协同。治理领域都有专业分工，但又高度复杂，大量治理难题都涉及差别领域、牵扯到各个部分，需要协同解决。譬如疫情防控就不但是专业部分的事，而需要应急、交通、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