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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阳琛 张家振 上海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受访者/图）
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2024年政府工作陈诉中提出，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制定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积极推进数字财产化、财产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根据《数字中国发展陈诉（2022年）》，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到达50.2万亿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完备，具有从底层芯片、通信设备到平台的完整财产链，国内巨大的人口与超大市场规模等优势。”《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获悉，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递交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陆铭分析认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然存在政策举措不协调、民营投资减少等挑战，近年来中国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也明显减少。“数字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应以促创新促发展为导向，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
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锐减
陆铭表现，过去20余年中国诞生了大量科技企业，成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其中领军数字平台企业在数字经济上下游中饰演着关键枢纽角色，为行业提供创新能力、平台、资金、应用经验和人才资源等。但近年来，这部门头部企业明显出现创新业务减少、对外投资减少、市值减少、大规模裁人等情况。
“在代表数字经济创新能力和未来发展的独角兽企业方面，中国新增独角兽数量落后欧美，且独角兽企业数量与美国的差距逐渐拉大。”陆铭指出，在2023年的独角兽企业统计数据中，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虽以316家位居第二，但新增数量仅15家，而同期美国增加179家。“未来，中美之间数字经济实力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各地密集出台了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但一些地区的数字经济财产规划重点不敷突出。
据陆铭介绍，在某中等都会出台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财产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将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高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5G通讯与新一代物联网、集成电路、财产互联网等都作为重点发展领域。这种大而全的发展规划反映出，很多地方的数字经济规划可能并没有从自身比力优势出发，缺乏构建数字经济生态意识。
“有些县城的数字经济支持政策对于数字经济企业和项目落地等均有财务补贴，缺乏对应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容易使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进行过度竞争，导致资源浪费。”陆铭进一步阐释道，“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各级政府应以自身比力优势和财产基础为支撑制定数字经济财产规划，同时探索降低制度本钱、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促进激发创新活力，切实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别的，陆铭经过调研还发现，在部门重点行业，存在对民营数字科技企业的隐性歧视，出现较明显的“国进民退”之势。更重要的是，在具体运营上，国有企业往往充当“总包”角色，而民营企业经常成为下游服务提供商，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
“近几年，国内舆论带给平台企业的压力不停增加，社会舆论对个别平台企业的不合规行为上升到对同类企业的全盘否定。”陆铭还表现，政府全行业监管力度加强，也大幅增加了平台企业的运营本钱，且存在多头监管、多部分审批的情况，一些监管文件的出台缺乏对于行业整体发展的须要考虑。
监管政策应坚持包涵审慎原则
陆铭表现，造成独角兽企业数量锐减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包罗政策原因。
“出台数字经济政策，应尊重市场规律和平台经济发展规律，给予新兴财产以政策空间。”陆铭建议，在新兴业态发展中，要资助企业划分厘清新老业态各方主体和法律关系，同时在监管政策制定中以掩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规范行业发展作为依归，坚持包涵审慎原则，保持行业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
陆铭还认为，要区分前沿性的数字经济创新和具有普惠性的数字化转型，前沿性的更多由市场推动，普惠性的则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地方政府制定数字经济财产政策，必须充实考虑资源天禀、财产基础等多方面因素，以构建财产生态为抓手，推动数字经济规划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在中央和省级层面，应该对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监督，增强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性，制止项目盲目上马、资源浪费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陆铭增补道。
除了提供政策保障外，还要降低数字经济企业运行的制度本钱。对此，陆铭建议，在审批监管等方面降低企业发展的制度本钱，简化相关审批流程，减少数字经济企业在流程、报备方面的资源投入。
在陆铭看来，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整体政策的稳定预期，加强差别监管部分的互通机制，将数字经济联席工作会议制度进一步落到实处。整体改善民营科技企业家对于宏观政策环境的信心；扩大数字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进一步鼓励外资来华投资数字经济企业，鼓励中国独角兽企业赴海外上市。
数字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民营经济。陆铭建议，应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市场活力，放宽多个重点领域的市场准入，明确重点敏感行业和非敏感行业的区分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负面清单管理和法治化为基础促进民营企业大胆投资。在制度层面，破除对于民营科技企业的隐形歧视，塑造民营科技企业相关典型案例，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别的，针对平台企业发展，陆铭认为，特别要在数据收支境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尺度，在确保宁静与隐私的前提下，简化数据收支境的流程；鼓励平台企业在移动支付、游戏、社交等领域积极出海；支撑平台企业到场国家实验室建设，探索建立互联网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
（编辑：张家振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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