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除了乔先生获奖心软外，《禹州之声》编辑部的其他同事也都有自己的成绩。 23篇获奖作品中，有18篇文章的作者均为《禹州之声》编委会成员。 我自己办比赛，霸榜，我自己人获奖的比例这么高。 难道是我被自己的才华所折服？ 尽管我是这个领域的后辈，但我并不回避怀疑。 内部自娱自乐、分享赃物，如此光明正大、光明正大，实在是不寻常。 一场名为“清风”的征文活动最终也被这股不正之风搞砸了。
这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将“鸡脚杆刮油”诠释到了极致。 都说权力使人发胖，但这肉实在是“太瘦了”。 根据获奖名单，一等奖奖金仅为500元。 即使是获得了12篇文章获奖的乔，他的总收入也不过几千元，制度的低水平暴露无遗。 对此，连当地文联相关负责人也承认：“肯定不合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这种“不恰当”显然不仅仅是结果的不恰当。 追根溯源，必然是程序上、规则上的不当。
任何有点正式的征文比赛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利益回避机制。 常识是，裁判没有球员那样的权威。 在这件事上，赛事主办方几乎所有成员都离开了赛场，亲自参赛，为后来的闹剧埋下了伏笔。 客观地讲，这种荒唐的景象或许不是有意的狩猎，而更可能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幸运接受”。 毕竟这项赛事奖金有限、认知度有限、参与热情有限。 截至撰写本文时，共收到 49 份参赛作品。 如果没有“自己人拥护别人”，这场比赛恐怕就索然无味，场面也会相当难看。
当公开竞赛变成内部竞赛时，内部消化奖项似乎就“理所当然”了。 而且就算比拼实力，有专业背景的《禹州之声》编辑人员也很可能会比那些只是为了门票而比赛的业余选手更好。 但即便如此，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件事的恶劣本质。 从始至终，这些赛事的节目设计、程序规则、奖金分配都是失败的。 一场以文化建设为重点的公共活动，并没有调动最广泛的群众参与，而是甘于闲置、在体内循环。 这是对资源和信任的巨大消耗。 这种把价值观掏空、让组织正规化的所谓文化传教工作，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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