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美国国会立法乱象】
负责立法的国会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今年1月上任的美国第118届国会中,执政的民主党继续保持参议院多数席位,而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多数席位,政府内部形成“弱分离”格局。 尽管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美国国内政治因民主、共和两党的恶斗而日益两极分化。 在外交政策方面,对华强硬已成为两党最大共识。 尽管大多数涉华负面法案在成为法律之前还需要经过漫长的法律程序,但国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以及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破坏力是显而易见的。 气候变化就是一个例子。
气候变化问题受中美关系大环境影响,是判断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标杆。 每当中美关系改善时,气候变化往往是最先破冰的领域,气候问题也可以成为检验双方合作诚意和有效性的试金石。 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密切合作,发表三项联合声明,推动《巴黎协定》的缔结和生效。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放弃多项国内环境政策,挑起中美贸易战,使中美气候合作无法实质性推进。
2021年初拜登政府上台后,负责气候事务的克里曾两次访华。 两国发表《中美关于2020年代加强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规划重点合作领域,为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作出贡献。 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然而2022年8月,美国参议长佩洛西上台,迫使中国宣布暂停中美气候变化谈判。 2022年底,G20峰会中美总统会谈为重启气候磋商与合作带来了希望,但随后发生的“无人飞艇事件”却让中美关系几近冰点。 直到今年7月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中美才正式恢复官方级别气候磋商。 但开展实质性合作仍困难重重,面临诸多挑战。 可以说,美国一些人的反华立场动摇了中美气候对话合作的基石。
美国气候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政治化和摇摆性。 在美国两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中,气候变化的科学性被忽视,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 气候政策也会随着政府的变化而波动。 相比之下,民主党更加关注气候变化问题,而共和党则倾向于否认气候变化问题,态度消极。 民主党克林顿政府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遭到国会反对。 1997年7月,参议院通过“伯德-哈格尔”决议,禁止美国签署任何“不平等对待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并包含具体目标和时限”的条约。 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理由是该议定书不公平且对美国经济有害。 民主党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缔结、签署和生效,并提出2025年比2005年减排26%至28%的目标,但并未提交给联合国。参议院批准。 共和党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取消了47项有关气候变化和天然气开采控制的规定,几乎颠覆了奥巴马的气候治理框架。
2021年1月,民主党拜登政府上台,美国重返《巴黎协定》,提出2030年比2005年减排50%至52%,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危机作为外交和国内安全事务的中心工作。 分析指出,美国之所以坚持以2005年为基准年,而不是欧盟等其他国家常用的1990年,是因为美国2005年的排放量已接近峰值。 2007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增加了15%,降低了实现减排目标的难度。 即便如此,由于共和党的制约等因素,美国气候政策摇摆不定,这也让拜登政府的减排效果大打折扣,可能无法实现减排目标。 据美国智库测算,作为首个与气候直接相关的立法,《减少通货膨胀法案》的实施预计将帮助美国到2030年比2005年减少40%的排放量,但仍将下降距离50%到52%的阶段性目标还有差距。
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或环境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变,必将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大国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相关的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愈加激烈。 在此背景下,重返《巴黎协定》后,拜登政府不仅没有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反而采取保护主义做法,不断挑起冲突,特别是联合盟友进行针对和打压。到处都是中国。
在美国国内层面,美国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法案来限制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其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意图非常明显。 《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相关条款规定,美国政府将为购买新电动汽车和二手电动汽车的消费者分别提供7500美元和4000美元的税收抵免,前提是车辆的最终组装必须在美国或与美国联合。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都会这样做,电动汽车电池40%以上的原材料必须来自北美。 自2024年起,凡是来自“特别关注国家”名单上的国家(包括中国)生产的电池零部件将不再享受补贴。
国际层面,2022年6月,G7峰会宣布成立国际气候俱乐部。 今年5月,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正式生效,预计10月实施。 6月,9名美国参议员共同签署了ProveITAct法案,该法案要求能源部针对法案涵盖的产品收集美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产品的平均排放强度数据,并建立公共在线数据库有意与欧盟联手推动碳关税。 并为气候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美国已与欧盟就钢铁和铝进口关税达成协议,对欧盟生产的进口钢铁提供部分豁免。 美国、欧盟、日本、英国还计划通过贸易协定组建“关键矿产买家俱乐部”,试图化解因“通胀削减法案”而导致的美欧紧张局势。 最终目标必然指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不仅如此,发达国家承诺的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的承诺尚未完成。 美国已经开始考虑从根本上改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针对中国的意图很明显。 今年以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向国际组织施压,将中国从“发展中国家”类别中剔除,阻止中国因“发展中国家”地位而在国际组织中获得优惠待遇。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基础。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石。 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是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 美国公然挑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必将严重损害国际气候合作的政治基础。
当前,世界正处于二战结束以来的困难时期,中美关系也处于建交以来的困难时期。 一方面,美国需要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 另一方面,不断打压、围堵中国。 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行不通的。 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 碳中和不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更是为了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这已成为全球共识。 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了到2030年全球阶段性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气候治理目标是可持续发展17个目标之一。 中国对“双碳”目标的承诺坚定不移,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 行动胜于雄辩。 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方式、节奏和强度应该而且必须由中国自己决定,决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从全球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推动国际气候合作,可以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持,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作者:陈颖,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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