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挑战。 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对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98 年危机的政策应对措施
1998年，内外两大挑战给中国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 从外部看，1997年7月2日泰铢暴跌引发东南亚货币危机，并逐渐演变为席卷全球新兴市场的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也遭遇危机蔓延，外贸出口负增长，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物价下跌。 从内部看，中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洪水。 不少企业停工停产，部分航运中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相当于当年经济总量的3%。 鉴于此，中央及时果断提出“坚定信心、认清形势、未雨绸缪、沉着应对、奋力拼搏、趋利避害”的指导思想，推出了四项举措：多管齐下的应对措施。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及时转变。 1993年以来，面对国内经济过热，中国坚持实行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到1996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被纳入“九五”规划。 199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然而，东南亚货币危机持续蔓延升级，影响远超预期。 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国务院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采取调整税收政策等措施支持出口增加社会保障、科教等重点领域支出，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同时，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银行数万亿元不良资产，增强银行放贷能力。
二是落实扩大内需政策。 1998年初，中央提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办法是做好国内经济工作，增强抵御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努力扩大内需，扩大内需。释放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 同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扩大内需、开放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外，1998年以来，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全面启动市场化改革，推出“黄金周”、促进汽车消费等措施。 配合扩大内需工作，1998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2000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保障”制度。
三是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重组、转型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部分骨干国有大中型企业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 系统。 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199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列为来年经济工作的第二要务。
四是以“入世”为契机，推动对外开放。 一方面，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增加贸易外汇收入。 坚持以质量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调整出口结构，巩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 适当增加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所需的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 另一方面，要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尽可能吸引外资。 合理引导外资方向，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另一方面，在坚持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的同时，要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严厉打击出口逃税和进口欺诈行为，严格资本项目外汇使用管理，不增加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贬值，从而阻止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 此外，我们还要做好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准备。
应对 2008 年危机的政策
2008年，中国再次遭遇历史罕见的内外冲击。 从外部看，美联储2004年至2006年的激进紧缩政策刺破了房地产泡沫，并于2007年初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以雷曼破产、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接管为标志，危机进一步升级。陷入全球金融海啸，引发世界经济衰退。 中国外贸出口出现负增长，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经济增长出现阶段性停滞。 从内部看，2008年初，南方部分地区遭受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同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 两次自然灾害分别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17亿元和8451亿元，相当于当年经济总产值。 3.1%。
针对内外部形势的变化，2008年宏观经济政策及时两次调整。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08年宏观调控主要是防止经济增长过快防止价格过热，并防止价格从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 因此，2008年上半年以“两防”为重点，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由于国内外突发冲击，以及上半年中国经济出现放缓迹象，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将宏观调控转向“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 但9月份，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西方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的风险持续加大。 国内房地产、钢铁、汽车等重要支柱产业产销大幅下降。 年底宏观调控转向“保增长”。 ，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方面，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推出了为期两年的“四万亿投资”一揽子计划，要求扩大投资动作要快且重。 措施要准确，工作要踏实。 主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货币政策方面，200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其中，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和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累计降准分别下调2个和4个百分点。 明确解除对金融机构信贷规划的硬约束，积极配合国家扩大内需等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
除了政策刺激外，政府还提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 具体措施包括：一是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二是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强三产协调，优化产业结构，努力突破制约产业。 攻克转型升级重要关键技术，精心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 三是要以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改善城乡结构。 四要着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优化生产力布局。 着力调整区域结构。
两次危机应对措施比较及启示
首先是应对思路的差异。
1998年，应对措施以结构调整为主，政策刺激为辅。 1998年至2001年，M2年均增长14.6%，比1993年至1997年年均增速低14.0个百分点； 公共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9.6%，比1993年至1997年年均增速低0.2个百分点。 中国社科院测算的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上升17.0个百分点。 由于坚持实施国企改革，国企出现了“裁员潮”。 1998年，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减少1986万人，1999年至2002年，年均减少职工人数474万人。 到2002年底，中国企业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已从1997年底的53%下降到28%。
2008年的应对措施将以政策刺激为主，结构调整为辅。 2009年至2010年，M2年均增长23.6%，比2004年至2008年年均增速高6.9个百分点； 公共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9.3%，比2004年至2008年年均增速低1.1个百分点。 实体经济杠杆率累计上升35.8个百分点。 结构性改革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放缓。 尽管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不再追求更多外汇储备，但中国前期就主动缩小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危机持续到2010年。6月19日重启汇率改革，以增加汇率灵活性。 后来，随着经济V字型反弹，国际资本回流，中国选择增加外汇储备，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 截至2014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接近4万亿美元，较2006年底增加近3万亿美元。
二是刺激工具的差异。
1998年，财政政策是主要焦点。 1998年至2001年，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了12.3个百分点，对同期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上升的贡献率为72%。 而且，财政政策不仅促进投资，对扩大消费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999年至200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2.5%，居“三驾马车”之首，比1994年至1998年提高22.1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消费支出平均占26.4% %，比1994年~1998年平均高出3.1个百分点。 同期，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5.3%，仅比1994年至1998年平均水平高4.1个百分点，相当于非银行杠杆率下降3.0个百分点。同期金融企业部门。
2008年，货币政策是主要焦点。 2009年至2010年，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了2.8个百分点，对同期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上升的贡献率仅为7.8%；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24.5个百分点，贡献率达68.4%。 同期，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4.2%，位居“三驾马车”之首，比2004年至2008年的平均水平高出27.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尽管2008年危机后经济出现反弹，投资拉动，主要来自货币政策的支持，而非财政扩张。
三是政策效果差异。
1998年危机期间，国有企业的“裁员潮”导致失业率上升、家庭收入减少、总需求不足、信贷增长放缓。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临通缩趋势。 1998年至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分别为7.8%和7.7%，连续两年低于8%。 1998年2月以来，CPI连续24个月同比负增长。 但随着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消退、结构性改革调整到位，中国经济再次焕发新活力，综合国力全面提升。 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在境内外上市。 国有企业扭亏增盈成效显着。 1999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上年下降17%增长52%。 2000年同比继续增长86%，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92亿元，是1997年的2.9倍。 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2005年7月退出人民币不贬值政策，恢复真正的管理浮动。
2008年危机期间，强力刺激是主要焦点。 2009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分别增长9.4%和10.6%。 但随后经济增速逐年下滑，2012年再次超过8%。2013年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阶段叠加”。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启动“三减”“一减”“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但直到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强调，我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长。 2020年以来，虽然疫情给经济带来了外生性影响，但随着防疫阶段转换和经济重启，前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再次暴露出来，制约了我国疫后经济复苏。
综上所述，两次危机的政策应对目标基本一致，都是千方百计扩大内需，但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思路，产生了不同的政策效果。 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结构性改革上，见效就会慢一些。 短期内，我们可能不得不忍受经济下滑，甚至面临负产出缺口和通货紧缩的风险。 但从中长期来看，有利于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 相比之下，强刺激可以带来短期经济反弹和信心提振，但也可能引发产能过剩、债务激增、资产泡沫和高通胀等问题。 可见，宏观经济政策不存在无痛选择。 关键在于目标的选择，即承受“短期痛苦”还是“长期痛苦”。
（作者为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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